如果单向从法律和道德的视角去判断，可能得出的结论会完全相反，情与法在同一个人物身上交织，他是他妻子的“天使”，同时在一念之间也成了某些人眼中的“魔鬼” 

　　纵贯线乐队有一首歌叫《亡命之徒》，歌词中这样写道“为什么这个世界就是有人穷得发疯，有人把钱当做了枕头；为什么新闻里鼻酸故事只是为了偷面包给妈妈充饥的小偷。” 

　　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对那些行偷鸡摸狗、坑蒙拐骗之人采取冷眼相对的态度，甚至淬上一口——这很容易做到，但我们极少走进这些弃道德甚至和法律与不顾铤而走险的人的现实悲喜生活。 

　　河南省辉县市农民郎计红就是在我采访生涯中遇到的极为典型的、“让人感到无比纠结”的人物。他的所做所为，如果单向从法律和道德的视角去判断，可能得出的结论会完全相反，情与法在同一个人物身上交织，他是他妻子的“天使”，同时在一念之间也成了某些人眼中的“魔鬼”。 

　　为了救妻去抢钱 

　　2009年11月2日下午，郎计红在邓城村北头的马路边搭上了开往辉县县城的班车。这次进程，他计划去找一个朋友借钱。因为再过两天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又需要到医院做透析了，需要将近300元的费用，尽管他已经踏过了六个家庭的门槛去借钱，可一分钱都没有借到。 

　　当天下午赶到辉县县城后，郎计红连朋友的人影儿都没见到。那天晚上，他本打算露宿街头，但深秋的天气冻的他直哆嗦，后来他“咬咬牙”掏了10块钱在县城一家小旅馆住下，准备第二天继续去找朋友借钱。第二天一大早，他终于见到了那位朋友，但钱却没有借到。 

　　“我觉得没借到钱就没办法回家，我老婆还等着这些钱救命呢，看见她犯病时痛苦的样子我比死还难受。”郎计红说。这时，困顿之中的郎计红头脑中冒出了一个让他至今想起来都感觉“后怕”的打算——抢钱。 

　　由于经常到位于辉县市九山路上的中国人寿辉县分公司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报销妻子的医疗费，郎计红知道每天上午八点来钟的时候，公司的工作人员会从二楼的财务处领钱到一楼的大厅做报销款用。于是，他计划在这里实施自己的打算。 

　　2009年11月3日上午八时许，等候在中国人寿辉县分公司一楼楼梯口的郎计红，一把从正提着钱款下楼的刘某的手里抢过提包，夺路而逃。 

　　他跑到一个背街的胡同内，将提包打开，取出包里的两捆百元大钞，然后将提包扔到了墙的另一侧。 

　　随后，他搭上了从辉县开往吴村镇的班车。下车后，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用这两捆钞票还了本村王某的2000元和焦作市方庄镇候某2200元的借款，因为当时“临近年关，上门要债的人太多了。” 

　　回到家后，他没有向家人提起抢钱的事情。将剩余的15800元钱藏进了衣柜后，躺在了床上。 

　　下午两点多钟，警车停到了郎计红的家门口。“看见警察一来我就知道什么事情了”，郎计红对抢包一事供认不讳，将藏在柜子中还没有暖热的钱交给了警方并交代了其余款项的去处。随即，郎计红被警方带走。 

　　就这样，郎计红成了一个罪犯。 

　　一提起罪犯，我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的形象是“面露可憎、穷凶极恶”的形象，但当身材敦实、面相和善的郎计红站在我面前时，我很难想象当天他是怎样恶狠狠地抢过了出纳员手中的提款包。 

　　一个不幸的家庭 

　　走进郎计红家逼仄的院落、破旧的房屋，首先闻到的是一股黏重的药味儿。 

　　孙国明是邓城村的村主任，当天警方来村里抓捕郎计红之前曾和他通过电话。“我不敢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想让警方再核实核实，计红平时在村里表现不错，是个老老实实的勤快人。”孙国明说。 

　　采访中，邓城村的很多村民也称，“计红不是那种为非作歹的人，平时可老实了，出现这样的事儿，是因为他的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了。” 

　　“俺这个孩儿可能干，老是不停的干，我常和他说，孩儿啊咱慢慢干，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可他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干出这么一个事。”郎计红的婶婶说。 

　　这是一个不幸的家庭，遭遇了接二连三的“火焰山”，而郎计红就是这个家庭唯一的顶梁柱。 

　　几年前，郎计红的父亲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基本丧失劳动能力，而2004年出生的儿子患有先天性斜视。 

　　2006年5月，郎计红的母亲因心肌梗塞去世，患病期间的花销掏空了这个农家仅有的两万多元储蓄，并且还欠下了四五千块钱的外债。 

　　正是在这一年的冬天，郎计红的妻子施新红开始出现间断式的不舒服，到附近的小医院看，医生说是“贫血，补补身子就好了”，可吃了很多药但仍不见好转。过完年后，郎计红决定带妻子到新乡市的大医院给妻子看看病，到新乡市中州铝厂职工医院（以下简称“新乡中铝医院”）化验后，郎计红被告知妻子得的是肾衰性尿毒症，要想彻底根治，只有换肾。 

　　对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动辄数十万元的换肾费用也无力承担，何况这个积蓄被掏空还欠着几千块钱外债的家庭。郎计红不得不打消为妻子换肾的念头，选择了保守疗法，从2007年3月份开始，他每隔几日就带着妻子到新乡中铝医院透析一次，以此来维持妻子的生命。 

　　施新红做透析，每次需要近300元的花费，每隔三四天就需要做一次，否则间隔时间一长就会危及生命，并且每十次还需要花上千元换一次血液透析器。 

　　每透析就需要交一次钱，没钱就不能透析，不透析施新红就会发病难受。无休止的透析就像无底洞般吞噬着这个家庭的每一点收入。 

　　郎计红拼命地干活挣钱但微薄的收入还是不够每隔几天的透析花费，不得已，他只有向亲戚朋友借钱，“几乎是挨家挨户的借，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借遍了。”郎计红说。 

　　从发现施新红患有尿毒症到郎计红实施抢夺前，这个家庭已花费了十五六万的医疗费，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郎计红到处借来的，“最后都不好意思再向别人开口借钱了”，案发前，郎计红为了给妻子筹集两天后透析用的300元钱，硬着头皮先后向7个朋友借钱，可没有人愿意再借给他，“我真是没有一点办法了”。 

　　“为了她我任何事儿都可以做出来，啥事儿我都可以做，吃再大的苦我也不会说什么，只要能把她的病治好，只要能让她舒服一天、好受一点，我付出啥代价都愿意。”郎计红说。 

　　妻子眼中的好丈夫 

　　郎计红和妻子是初中同学，并且是同班同桌，“我俩感情可好了，结婚也是自谈的。”结婚证上的施新红正值年华、貌美秀气，可如今饱受尿毒症折磨的她脸色苍黄、看起来要比32岁的实际年龄大很多。 

　　“你根本想象不到她犯病的时候有多难受，被毒素压迫着上不来一点气儿，看着真是让人心疼。”郎计红说。 

　　施新红有时会在深夜犯病，眼看着撑不到天亮了，郎计红就赶紧骑着摩托车拉着妻子到70多里地外的新乡市区做透析。由于害怕虚弱的妻子从车上掉下来，郎计红就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和妻子绑在一起，到了以后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晚上不加班，“我就很给那个医生说好话，都不知道跪在地上给她磕过多少次头了。” 

　　郎计红的真诚感动了这位医生，不管多晚，只要郎计红一打电话，这位医生就起床给施新红做透析，并且免掉了本应收取的50元加班费。 

　　庭审结束时，施新红拉着丈夫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咋恁傻呢，去干犯法的事儿，家里有钱就看病，没钱就先撑着，能撑多久撑多久。” 

　　“我知道，他这都是为了我做的傻事。”采访中，施新红说。 

　　“为了她，我可以付出我的一切一切。”郎计红说。 

　　出村的路上，郎计红给记者讲述了一个当地不久前发生的事情：离我们村有十几里的一个村，有一家的情况和我家是一模一样，他媳妇也是得了尿毒症，你猜那个男人是咋办的，一天晚上他偷偷给媳妇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说他顾不了媳妇了，以后生活让她自己过算了，然后那个男人就走了，他媳妇没有三个月就死了。 

　　“要我说，那男人太没良心了。不管把我弄到哪一步，就算把我累死了，我也不可能让俺老婆受罪。”郎计红说。 

　　坦率说，在这个物质至上、婚姻当做交易的年代，如郎计红这样的好男人确实难寻。他可以选择像邻村的那个男人一样一走了之，但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沉重的生活压力一点点加重，使他透不过起来，最终以身试法。 

　　如何对郎计红量刑 

　　情深切切，可法律亦有准绳。如何对郎计红量刑，成了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 

　　检察机关认为，郎计红的行为已经齐备了抢夺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抢夺罪追求其刑事责任，并且因郎计红抢夺数额两万元，已经达到了数额巨大的标准，按照《刑法》规定，应当适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并处罚金的量刑幅度。 

　　受辉县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为郎计红担任辩护律师的王书翔告诉记者，“郎计红确属无法正确面对家庭压力，一时糊涂，临时起意才触犯法律的，且其抢夺钱财的目的是为了给妻子治病而不是用于个人挥霍，主观恶意不深，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希望法庭在量刑中予以考虑。” 

　　激烈的法庭辩论后，控辩双方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考虑到被告人郎计红的犯罪动机和归案后的认罪态度，以及其家庭的实际现状，建议法庭在量刑时可以对被告人酌情减轻处罚。 

　　经合议庭合议后，法院当庭对此案宣判：被告人郎计红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2000元。 

　　对此，当庭的审判长郭翔升解释称，被告人郎计红趁人不备抢夺公私财物且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抢夺罪。但考虑到被告人郎计红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为其妻子筹集医疗费而一时冲动实施的犯罪，犯罪主观恶意不深，社会危害不大，且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能积极退赃，确有悔罪表现，据此可对其使用缓刑。 

　　“其实逮着我也好点，最起码良心上过得去，这是应该受到的惩罚，这毕竟不是自己劳动挣的钱。真的不敢想象我要是进去了，我们这个家会成什么样子，感谢法院了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郎计红说。 

　　现今靠收木头挣钱 

　　采访中，郎计红说，“我的事儿在俺全乡这一带都知道了，刚出来时感觉压力太大了，觉得简直都没法见人，因为我本身不是那种捣蛋的人。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想法就把事情做了，到了派出所以后才意识到，我咋干了这个事？” 

　　郎计红的父亲称，“村里面的人都很理解我们家的情况，计红出来后村里人并没有人避开他。” 

　　如今，郎计红每天起早贪黑和亲戚合伙收木头挣钱，然后每隔三天带施新红去做一次透析。“收木头收入多少主要看运气，现在我岳父也来和我一起看，我俩挣的钱差不多能供上透析的花费。”郎计红说。 

　　用摩托车将记者送到村口时，郎计红说他有两个愿望，只要能实现，吃再大的苦都愿意：“一是把俺老婆的肾换了，第二是赶紧到医院给患有先天性斜视的儿子做手术，医生说，如果再不进行手术治疗就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将来会严重影响孩子的视力发育。” 

　　不求大富大贵，只愿家人健康平安。郎计红的愿望很简单很朴实，但在现实的物质生活里，这却是一个农村汉子起早贪黑拼命干活也无法完成的任务。 

　　郎计红是一个悲剧，但我想在大江南北如他这样的个案肯定不止一例。他让人感到纠结，同时也触发了我们对相关保障制度的反思。■（文／特约记者 田国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