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如果不是专业报告指出来,很多歧视条款我们很可能是作为“本来如此”来看待的:比如报考年龄限定在35岁,某些岗位规定“不招女性”,某些岗位要求“相貌端正、身体匀称”,某些岗位只要“城市户口”……这些潜在的就业门槛,确实造成了职业壁垒,甚至沦为某些人暗箱操作的“抓手”,这与国家鼓励人才自由流动的原则背道而驰。但由于大家在就业歧视的认识上没有共识,很多不合理的要求能找到正式文件的规定来“撑腰”,导致被歧视者毫无博弈反抗的能力。

　　公务员招考被揪出来当“靶子”是个难得的契机——它有助于大家用“放大镜”发现每一个不该容忍的歧视条款,让大家加深反就业歧视的意识;它有助于我们看清反就业歧视的紧迫性,虽然有进步却跟老百姓的期待仍然距离尚远;它有助于我们解剖标本麻雀,从最可干预的公务员招录着手,寻求治理就业歧视的路径。

　　反就业歧视,一是改变社会观念,以更为包容的心态认识就业,减少所有不必要的门槛;二是廓清所有涉嫌歧视的行为,建立基本的就业公平共识,消除法律的模糊地带;三是建立诉求、维权等救济渠道,加大违反公正的问责;四是主导就业工作的管理部门树立反歧视意识,主动听取社会呼声……虽然对于行政干预会不会影响企业用人自主权,还存在争议,但对于国家公职人员的招录,不应有这种顾忌——消除所有歧视门槛,实现公平公正,就是其大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国考”里涉嫌歧视的规定比比皆是,我们就无法理直气壮地对社会其他领域的就业歧视当头棒喝。现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这份调查报告,属于“事后监督”的信息汇总,呈现森林,不干预树木。我们更需要通过事前监督、事中监督等手段,建立有效的干预机制,实现“制度性反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