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迷茫与夹缝中 一名农村大学毕业生的处境

6年来，作为一名农村大学生的他不断地通过更换工作来校正自己人生价值的坐标，虽然6年中的经历让他无助、愤然而去、痛苦不已，但如今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他，在成为一个可爱孩子的父亲后，岁月的砂轮已使他不再棱角分明，对一切都看开了许多。然而，当自己的烦恼渐渐远去时，一个新的烦恼又扑面而来:女儿的“身份”到底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

转了一圈 又回到了家

他像所有“北漂”一族一样，踌躇满志地适应着北京的节奏。

每天机械式地上下班，生活于其中，却又离那个偌大的城市是那么的远。隋建国感觉到，北京不属于自己，“我还是喜欢回老家。”

清晨，亲吻一下刚刚出生才5个多月的女儿，跟妻子和父母说声“我去上班啦”，隋建国背上电脑包，骑上摩托车，赶往一公里外的三道河公交站点，将摩托车寄存到附近的朋友家，乘上了往返于城乡间的承德11路公交车。40多分钟后，他将在承德市区开始他一天的工作。

尽管每天穿梭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生活看似繁琐，但隋建国却能坦然面对，抑或在近乎享受着这种生活。因为在离城市不太远的，一个名叫三道河村的三间平房里，有每天可供他的心灵和身体休息的地方。这个每天都在重复的圈子，冥冥之中又与他大学毕业后的人生轨迹相吻合。

1998年，隋建国初中毕业后，考入了平泉县师范学校。此后，他通过3年中专加2年大专的模式，拿到了一张大专文凭。在家人眼里这个从小就“聪明且懂事”的孩子，2003年毕业后通过考试，找到了一份初中代课老师的工作。“我前三年学的是中文，后两年学的是英语，另外我又喜欢计算机。”坐在一个窄小的饭馆里，喝了口啤酒后，隋建国开始回忆起自己毕业后的种种经历。

作为一名师范生，找到一份教师的工作，一切显得都那么顺其自然。第一份工作他以计算机老师的身份开始，“每天就是给学生上微机课。”一段时间过后，隋建国发现，学校里的一切似乎跟自己的想像并不相符。“当时刚开始普及计算机教育，学校领导告诉我，每天的工作重点并不是给孩子们上课，只要保持计算机运行正常，坏了赶紧修，应付好上头的检查就可以了。”应付事儿，这让刚刚走出校门，怀揣着满腔激情的隋建国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寒假过后，他选择了愤然离去，到外面的世界里寻找可以让自己施展的机会。

他先在廊坊一家电脑城谋得一份工作，不久又接到朋友电话，让他去北京。对于许多迷茫而渴望成功的人来说，北京似乎就是等同于培育成功的温床。

他像所有“北漂”一族一样，踌躇满志地适应着北京的节奏。每天机械式上下班，生活于其中，却又离那个偌大的城市是那么的远。“我当时考虑得很少。”2004年下半年，女友来北京找他，在一个亲戚家中，女友告诉他“以后也要在北京买套房子”。这个自己从未考虑过的问题，却让隋建国感觉到，北京不属于自己，“我还是喜欢回老家。”

2004年底，家人告诉他赶紧回来参加考试，县里又在招聘老师。“其实我不喜欢当老师，但又想回去。”匆匆回到家后，“不喜欢的考试”将他拒之门外，因为当他赶到考场时，考试已经过去一半时间，机会以这种荒诞的方式溜走了。

隋建国说，此前发生的一件事更坚定了自己回家的想法。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隋建国和女友因为彼此理想相悖，分手了。“回家后，我痛哭了一场。”坐在当初分手的武烈河畔，隋建国望着远方，沉默许久。“有时爱情在现实面前是那么的易碎，她想过城市生活，而我却在骨子里就是个农村人。”

2005年，隋建国向现实妥协，再次当上了一名代课老师。努力工作，换来了领导的赏识，但心理上的成就感，又再次被现实击碎。“我工作了两年，而有的人刚来就转正。”隋建国说，现实告诉自己，“没钱更没人”，永远不会等到“转正”的时刻。于是，他二度与不再让他眷恋的讲台说“再见”。“我以后再也不会当老师了。”离开时他满心失落，唯一可以慰藉的是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同样是位农村孩子，同样被现实弄得迷茫的女大学生。

这两个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结婚了。2008年农历十一月初一，他们喜得一女孩，取名“嘉一”。生活让他们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家。

尽力维护可以控制的“体面生活”

隋建国说，自己生活的三道河村近年来大约走出去约20位大学生，其经历大多与其相仿。“我觉得我现在算不错的了！”如今供职于一家广告公司的隋建国微笑着说道。但与许多初中毕业后就开始闯荡的同龄人相比，当初“好学生”的自豪感已近消散。

“我现在一年能挣两万多吧！但如果刨除车费、饭费等，一年也就剩下不到一万元。”隋建国感慨地说，自己许多没上过大学的同学，现在挣得都比自己多。“就算在外边当瓦工，一天也有100多元的收入，另外还管吃管住。一个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开车的同学说，有次别人给他一个月2000元的工资，他直接说‘你打发要饭呢’。如果谁给我2000元的工资，我立马会去。”

但隋建国告诉记者，对于他们这些农村“大学生”来说，“去工地干活”只能是在失落之时，心里偷偷地想一想。因为长时间在城市学习生活，已彻底改变了农村孩子那种固有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在工地上一直穿一件衣服，而我们为了看似体面的工作，不得不穿得干净和体面。我们会经常出去聚一聚，但必须有选择性地找吃饭的地方。”隋建国说，工作于城市、生活在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们，在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城市里，不得不尽力维护着仅剩下的唯一属于他们的，自己可以控制的“体面生活”。

“许多人过年回家，不管挣得多少，都会让自己尽可能在外表上‘风光’些。每当村里人询问时，几乎都会说自己在外面过得很好。”隋建国苦涩地说，其实当他们回到城市时，每当夜晚来临，独坐于或大或小的出租房内，心灵深处剩下的只有孤独与惆怅。

“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读书无用’啊？”

“村里人应该会有这种想法，但我没有当面听到过，我父母也没跟我说过，可能私下有人说吧！”隋建国说，自己倒觉得“读书并非一无是处”。“上过学的人，在思维方式和外在修养上可能要比没上过学的人好些。”这是他思考后，唯一说出的读书有用之处。“我以后还会好好培养女儿，如果学习好就让她上大学，如果学习不好就让她上技校。”

1981年出生的隋建国，即将步入而立之年，对于现在的生活，他说自己已经可以坦然处之了。“父母勒紧裤腰带一直供我上学，家里的三间房子还是我小时候盖的。”隋建国说，如今在自家低矮又显得狭小的旧房旁边，许多没有让孩子上大学的乡亲家里，都已经盖起了漂亮宽敞的楼房。

如何确定女儿的身份犯了难

农村学子们先天的社会弱势地位，使得他们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获取或分配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没有更多获取资源的机会，他们以及他们的下一代有可能要重复相同的命运。“我们生活在夹缝当中，不知道我女儿这一代会怎样？”这一切都让隋建国几乎无力去设想。

“我现在每天一到下班，就迫切地想回家陪女儿，我觉得她是我的一切。”谈到女儿，隋建国脸颊泛起了幸福的笑容。但女儿上户口的问题，让隋建国犯起了难。由于隋建国和妻子的户口在进入大学时都转成了非农业户口，如今他们出生在农村、生活在农村的孩子，身份如何确定呢？

“如果以后想接受良好的教育，就入城市户口，不然还要交纳不少的借读费。”但目前，农村仍是他们唯一值得依靠的地方。“前段时间我托人给女儿去办农村户口，但镇里说很难办，现在还在等。”隋建国说，这个难解的问题，除了他要面对外，还有千千万万农村学子要面对，“这应该是个社会问题。”

这确实是个社会问题。“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今年1月初，温总理的这番话，使得城乡教育不均衡问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也就是说，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30年来几乎下降了近一半。

那么，究竟是什么把农村的孩子拦到大学校门之外了呢？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已不再是“凤毛麟角”。但事实却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下降了。一项研究显示，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这些数据很值得我们深思。长久以来，对于许多渴望改变命运的农村家庭来说，教育是改变现状的一条根本途径。然而，现实却给了许多农村家庭以否定的答案，教育不但没有改变命运，还让他们的生活止步不前。以承德为例，2008年该市农民人均纯收入3656元，一位学生每年学费需要4000元到6000元，住宿费800元，再加上生活费，每年至少需要10000元左右。这等于说，一个农村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读一年书，需要家里不吃不喝节约近三年的钱才够。而毕业后随之而来的就业难问题，让他们觉得跟自己的想法有很大出入。于是，勤劳的农民们出于对现实的考量，不得不重新选择让自己生活更好的道路。

除了这一原因，农村大学生比重的下降，摆脱不了城市化的影响。如同隋建国一样，这些曾经是农村户籍的学生，在城镇化过程中，变身成了城镇居民，此消彼长，比例自然会失衡。再加之农村学子们先天的社会弱势地位，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获取或分配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没有更多获取资源的机会，他们以及他们的下一代有可能要重复相同的命运。

“我们生活在夹缝当中，不知道我女儿这一代会怎样？”这一切都让隋建国几乎无力去设想。当记者与隋建国一起经过承德市城乡规划局门口时，公示栏里张贴的规划图吸引了他。这是几张名为“承德空港物流产业聚集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草案)”的规划图。“我们家也在规划的范围内。”隋建国指着自家的位置，兴奋地说道，并拿出随身携带的相机拍了下来，“回去让家里人看看。”

也许这个规划，能够改变一直困扰他的关于女儿身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