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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的落实需要实践机制的保证

上传时间:20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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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达最深厚感情和最密切关系的字眼，不是“爱”，而是“亲”。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换句话说，人伦是公义的基础，不存在违背人伦的公义。所谓“大义灭亲”，在很多情况下，将其近亲属逼入到一个亲情与法理的对抗与抉择中，以伤害人伦为代价谋求公义，代价太大。此前，最高法曾经规定亲属“大义灭亲”，犯罪嫌疑人可轻判，其实是在“大义灭亲”原则之下照顾“亲亲原则”，但是显得名不正言不顺。其实，不让近亲属作证，并非鼓励包庇，而是回避原则在人伦关系中的一个变体。恰恰是在保护人伦关系的基础上，让法律正义的实现更纯粹更顺畅。不是情大于法，而是法不伤情。

　　但关键问题是，不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还是“近亲属可拒绝作证”，司法实践的改善，不是法律条文的改变就可以自然实现的。

　　刑讯逼供已经成为一个多年来司法实践中的严重问题，它造成的两个严重后果，一个是冤假错案的产生，一个是公民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人身权受到严重伤害。对此，我们在法律规定上一直在努力避免和遏制刑讯逼供。比如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无效”，以及“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等等，包括将未经审判定罪的案件被告人称为“犯罪嫌疑人”而不是“罪犯”。但是我们发现，种种立法方面的改善和进步，社会意识和公共舆论的进步好像远远大于对司法实践的推动。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在法律规定上对于刑讯逼供的遏制力度还不够，二是在司法侦查实践中法律规定如何有效贯彻。比如“沉默权”如果不能确立，“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依旧保留，那么“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就缺乏一个更有力更明确的原则根据。在必须回答的前提下，“不自证其罪”的表述远不如“严禁刑讯逼供”的表述明确和直接。那么如果直截了当的“严禁刑讯逼供”都不能真正遏制刑讯逼供，更间接更委婉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在实践中又有多大约束力呢?存疑。

　　其实，法律制度的落实需要实践机制的保证。换句话说，在司法侦查实践中，其运行机制究竟是在主动促进法律的实施，还是在对法律的实施构成干扰，甚至在某种层面上鼓励了实践中的违法行为，才是关键。比如自上而下的指标压力，民意压力，比如刑讯逼供的违法成本的大小，问责机制是否完善等等。只有现实机制与法律规定实现无缝对接，完全贯彻法律规定，立法的进步才能真正有效推动司法的进步;否则，法律条文的改变，其作用就可能非常不平衡，一方面法律的宣告启蒙并提高了公民的权利意识，一方面司法实践又跟不上，反倒造成矛盾。

出处:城市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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