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12月20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今日发布了第一批指导性案例。这次发布的4个指导性案例，包括民事和刑事案例各2个。据介绍，这是贯彻落实案例指导制度要求，深入推进司法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指导性案例所确定的裁判要点，对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做出裁判具有指导效力，法官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并可以作为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加以引用。

此次发布的4个指导性案例，是严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所确立的标准和程序，从各高级人民法院推荐的案例中精心编选出来的。指导性案例主旨主要体现了以下几点：一是注重关注和保障民生，维护市场交易诚信，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二是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督促和教育当事人自觉履行法律义务，倡导自觉守法、诚实信用的良好社会风尚；三是准确认定新类型受贿犯罪，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依法严厉惩治贿赂犯罪的呼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四是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努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说，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中央确定的司法改革举措之一，为了创建并实施该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专门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下称《规定》）。根据《规定》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不仅不同于以往任何单位和部门发布的案例，也不同于最高人民法院以往发布的或者刊发的各类案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名称不同。指导性案例是规范用语，只有符合《规定》要求并按照《规定》程序发布的案例，才能称之为指导性案例，而以往发布或刊发的案例只能视为有参考作用的案例，具有特定指导性，也没有统一指导性案例的称谓，今后通过其他途径刊发的各类案例也不得称为指导性案例；

二是程序要求不同。指导性案例均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编选，必须预先征求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部门、案件原审法院的意见，必要时还可以征求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的意见，均须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且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发布，其他案例的编选和发布则无此程序要求；

三是指导效力不同。指导性案例所确定的裁判要点，对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做出裁判具有指导作用，即在根据法律、有关司法解释做出裁判的同时，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并可以作为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加以引用。其他任何形式的案例均无此明确、权威的裁判指导作用，更不能在裁判文书中加以引用。

最高人民法院同时下发《关于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认真组织学习，把握精神实质，严格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以先进的司法理念、公平的裁判尺度、科学的裁判方法，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确保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附四个指导案例：

二手房买卖“跳单”责任如何认定？

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旨在解决二手房买卖活动中买方与中介公司因“跳单”引发的纠纷。该案例确认：居间合同中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撇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具有约束力，即买方不得“跳单”违约；但是同一房源信息经多个中介公司发布，买方通过上述正当途径获取该房源信息的，有权在多个中介公司中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交易，此行为不属于“跳单”违约。从而既保护中介公司合法权益，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维护市场交易诚信，又促进房屋买卖中介公司之间公平竞争，提高服务质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诉讼外和解协议与判决关系如何处理？

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旨在正确处理诉讼外和解协议与判决的效力关系。该案例确认：对于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诉讼外和解协议后撤诉的，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一审生效判决。从而既尊重当事人对争议标的的自由处分权，强调了协议必须信守履行的规则，又维护了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

以新形式、新手段收受贿赂如何认定？

潘玉梅、陈宁受贿案旨在解决新形式、新手段受贿罪的认定问题。该案例确认：国家工作人员以“合办”公司的名义或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未谋取利益而受贿的以及为掩饰犯罪而退赃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从而对近年来以新的手段收受贿赂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明确指导。对于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有效查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类型受贿案件，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条件如何明确？

王志才故意杀人案旨在明确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的具体条件。该案例确认：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限制减刑制度，可以适用于2011年4月30日之前发生的犯罪行为；对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害方反应强烈，但被告人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依法决定限制减刑能够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可以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这有利于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又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