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周立太身居重庆的律师事务所，身后是堆得满满的各种卷宗。 南都记者 刘伟 摄

带着上万份卷宗，周立太关闭律师事务所，“败走”深圳。

过去16年里，周立太以替农民工打官司闻名，素有“农民工律师”之称。自1996年开创中国第一例工伤双赔至今，共代理农民工维权案1.2万余件，工伤赔偿、追讨工资、加班费及社保的刑行诉讼，涉及范围林林总总。

周立太自言，太多的不如意和无奈，让他心灰意冷，“今后将大幅度减少代理深圳农民工维权案”。谈及日后，他准备在重庆建一个“周立太农民工维权档案馆”，成立一个研究院，研究十多年来中国农民工进城务工维权问题，研究进城农民工法制问题，研究各省农民工维权分布、年龄层等系列问题，“尽量不代理具体案件”。

“符号式”人物

周立太走得匆忙，除了深圳当地司法局，无人知道这一消息。

这正如1996年5月1日，他初次来到深圳一样。此后，他的命运便与农民工交织在一起，“他们让我出了名，可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说不清，理还乱”。

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加工业方兴未艾，农民工云集，也衍生大量维权纠纷，但农民工官司极少。“不是农民工无官司可打，而是深圳的律师极少介入农民工案件”，周立太总结道，“代理周期长，差旅费高，代理费用低，农民工根本负担不起”。

第一起案件，是受万州开县徐克钊的委托，代理其儿子儿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半年后获赔33万元，创造了中国第一例的工伤双赔。

该案的成功，令周立太在农民工群体中小有名气。

紧接着，他又代理了四川资中县人彭刚中工伤赔偿案。此案的成功之处，在于为一只断臂维权，从最初只有3.31万元的赔偿，提升到了17.8万元。

此后，周立太名声大振，代理业务也一发不可收。从徐克钊委托案开始，16年间，他代理农民工维权案共1.2万余件，一时名利双收。

彭刚中案的代理案，因工伤赔偿案获得了假肢更换费的先例，改变了过去深圳此类赔偿的计发基数；代理王琼等7人诉深圳龙岗社保局工伤赔偿系列案件，开农民工告官之先河。

而接受吴雪等56名女工诉深圳宝洋产业制品厂非法搜身案，并最终每人获赔4000元，更是引发了外企在中国为何不遵守中国法律的大讨论……

深圳本地媒体曾有一篇关于周立太的评论文章，标题是《留住周立太》，而社会学者也开始关注研究“周立太现象”。这时的周立太，可谓名声远播，他的演讲从清华大学直到哈佛大学……

通过帮助农民工维权，周立太已经成为“符号式”人物。

“周立太式”维权

在四川资中县人彭刚中工伤赔偿案中，为了拿下这个官司，周立太在深圳租下一个8平方米的铁皮房，与彭刚中租住一起。

按照双方协议，若赔偿费用超出3.31万元，超出的部分将二八分成，其中二成是周立太的代理费，但当彭刚中拿到17.8万元的赔偿后，就再也没有露面。临走时，将本该给法院的2000元执行费也一起拿走了。

他在用法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时，自己却陷入了农民工失信的困局。从他代理的第二起维权案件开始，周立太始终处于争议之中。

“更多的时候，我是先帮农民工打赢官司拿到赔偿款，而后，再跟农民工打官司，拿本该是我的代理费”。周立太称，拖欠律师费的诉讼中，仅有3例追讨成功，均是先冻结了对方的资产或银行账号，再诉讼拿钱。

2004年3月，周立太以农民工刘朝正拒不支付律师费而提起诉讼，引发全国诚信大讨论，200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冲刺题以本案为素材出题；次年8月，周立太再发博文公开谴责不给律师费的农民工，怒骂“不守规则”的农民工。

“我不是活雷锋，帮人打官司，就得收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周立太说，时至今日，农民工们仍欠着他500多万代理费没有支付。

记者采访时，他仍在追讨一笔8万元的借款。

武隆县廖某的儿子因故意伤害罪，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经调解，对方要求10万元赔偿，身为二审辩护律师的周立太瞧着廖某家境困难，担保从重庆律协借来8万元，才由死刑改判为死缓，换回了廖某儿子的一条性命，说好这笔钱在一个月内归还的，可一个月后，廖某没了踪迹，手机也不通了。

但周立太也承认，正是对于农民工维权的最早介入，才成就了他的今天。周立太生于重庆开县五通乡一农民家庭，仅读过小学二年级，1980-1983年期间曾在湖南省安乡县的一个砖瓦厂打工，打工期间自学法律，1986年取得律师资格。

通过代理农民工维权案件，2001年6月，周立太成立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2005年9月，成立重庆周立太(深圳)律师事务所；2007年9月，成立重庆周立太(万州)律师事务所。

如今，周立太成为重庆立太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致公党党员。

维权官司难胜诉

据统计，截至2010年，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2 .42亿，这一庞大群体的生存状态也早已为社会关注。但就生存状况而言，却与十几二十几年前相差无几。

“蚂蚁斗大象，这就是农民工维权的现状，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不少农民工选择了忍气吞声。”周立太说。

从律师的角度阐释这种境况，就是“胜诉率越来越低了，2008年前后比较，之前的胜诉率可以达到90%，之后连50%也难保证。”

周立太提供了一个案例，有卷宗可查。

2007年，因没有签订用工合同、缴纳社保、发放加班费等，周立太曾帮40多名农民工诉某厂，仲裁予以支持。这家厂不服，起诉至平湖法庭，败诉；后又起诉至深圳中院，依然败诉，每人赔偿3万-5万元不等。

不曾想，2009年3月，周立太又接到100多名农民工也要起诉这家厂，诉讼内容与2007年如出一辙，同样的被告、同类型的官司、同样的法院和法官，可是全部败诉，最后经过深圳中院的庭外调解，厂家给工人们补偿了一些钱才算了事。

“这说明，经过2008年的经济危机后，珠三角大量企业倒闭，有关部门认为补偿金赔偿过高，影响了当地企业发展和投资环境，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倾向于企业。”周立太说。

另一方面，作为弱势群体，农民工通过合法、正义的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变得不再是最佳选择。他们不仅要考虑打一场官司所需要的费用，还有复杂的程序，以及所需的时间成本，更重要的是，他们拖不起一场未知胜负的官司。

所以，“农民工另类维权”，开始让人眼花缭乱：爬塔吊、“活埋秀”；有制作“讨薪挂历”的，有送“不作为锦旗”的，有甘当“裸模”讨薪的，有假扮财神爷的……而最近在云南大理，一些农民工甚至让他们幼小的孩子帮助讨薪。

“每年的正常运转费要几十万元，以前每年收入上百万元，还有所收入，可是现在每年的收入仅几十万元了。7年了，不仅没有赚钱，还搭进去100多万元。”周立太说，在深圳开办律师事务所的7年，还不如“打游击”挣钱来得快。

据周立太介绍，代理一个农民工案件，平均收费2000元，一年如能代理800个案件，也就160万元的进项，缴纳10%的税后，每个案子先仲裁，再一审，后二审，光是复印费就要2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差旅费等。“细细想来，还不如一年办理两个经济类案件赚钱。”

此外，周立太也多次受到当地司法部门“不待见”。早在2001年，深圳龙岗区司法局便向其出具“关于责令停止周立太从事律师业务的通知”。周立太说，这样的遭遇并非一次，“每次都是据理力争或行政诉讼，司法部门才不得不归还我的律师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