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方式，最初可以追溯到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用德沃夏克那一曲《自新大陆》来描摹这个气势磅礴的开端，再贴切也没有了。105名清教徒在“五月花号”上誓言建立一个不同于旧大陆的新的政治共同体。上岸之后，为了储存过冬的食物用品，他们修建公共仓库，搭建农舍，规划并分配耕地，建立防御工事，并成立普利茅斯殖民自治体。这就是乡镇之治的起源。1636年，新普利茅斯殖民地制定了北美第一部《权利法案》。随着人口的增多，新的乡镇也纷纷建立。1639年开始，各乡镇派代表组成殖民地议会，从而形成北美代议制度的最早形态。 

    用托克维尔的话说:“美国是我们唯一能够目睹其社会自然而顺利成长、其起点对合众国未来的影响清晰的国家。”在他看来，乡镇正是新大陆民众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美利坚社会的最基本因子以及孕育整个社会结构的胚胎。如果用英国历史学家弗里曼的话来说，当时的乡镇重建了古希腊和中世纪的共和国，其本质上是荷马笔下的广场集会、雅典人的公民大会、罗马人的库里亚大会、瑞士的全民议会、英国人的部族会议。它们实际是直属于每位乡民的迷你共和国，每个人在此均有发言权，都感觉到自己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而非被决定者。他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并非仅仅在选举之日有所意义，而是在每一天每一刻都得以通过乡镇来实现。亚当斯总统于1778年的一次晚宴上，向客人介绍乡镇的基本组成结构:乡民大会、民兵训练、乡镇学校以及乡镇教堂。“这四种制度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从一开始的笔仗、委员会的辩论、武力抵抗之决议，而且对其他殖民地人民发挥了精神感召作用，为他们采用类似的制度和举措提供了示范。”在亚当斯看来，新英格兰人的德行、才智、节制、耐心、坚韧、审慎、正义、睿智、见识、趣味、能力、智巧以及勤勉，无不是乡镇生活涵养的结果。 

    随着乡镇生活的稳定，乡民大会和由其衍生的行政机构需要处理的日常事务也越来越多，开始修建码头磨坊、清理道路篱墙、修缮公共建筑、完善娱乐文化设施，随后，乡镇图书馆、公立学校、消防保安、儿童老人养育中心、墓地管理中心，这些更为复杂的公共设施随而产生。最后，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包括土地规划委员会、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在治安长官和乡民大会主席的领导下，承担起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乡镇政府的基本功能。这些行政构造的形态，直至今天还可以在大部分乡镇见到。而这种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公共机构，也构成了美国各州的政治基础。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约书亚·昆西三世指出:马萨诸塞的每个乡镇就如同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管理自己的事务，这就使新的美利坚国家与殖民地经验保持了相当程度的连续性，“无论是在革命前还是革命后，马萨诸塞都是自由的，我们将国王的名字抹去，换上了人民;除此之外，一切如故。” 

    与托克维尔长期通信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巴克斯向他解释道:“新英格兰乡镇就如同一个个迷你共和国，中央政府权威很少直接控制乡镇事务，‘恰恰相反，早在殖民州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建立了乡镇。普利茅斯、塞勒姆、查尔斯顿在马萨诸塞州政府出现之前就业已存在，只是到后来，他们经过慎重考量才最终走向联合。’”可以想象，在来自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托克维尔看来，这一切是怎样令他们惊异。他们的经验中，一切政治权力不来自每个乡民的授权与委托，而是来自中央权力的分派与任命。北美的乡镇“共和国”对于他们，既是新奇美妙的，又是醍醐灌顶的。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这样写道:“我考察美国，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合理的好奇心，我的愿望是找到一些我们自己能够从中受益的启示……我承认，在美国，我看到的不仅仅是美国。在那里，我寻找民主的形象本身，它的倾向、特点、偏见和激情，从而了解它的发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恐惧或希望。” 

    实际上，托克维尔赴美前，与其说心情愉悦，不如说恐惧疑虑。他的外祖父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执行绞刑，父亲又一直被革命派囚禁。他对于民主始终持有“多数人暴政”的担心。另一方面，他又忧虑民主使整个社会智识堕于平庸，“吸干诗意的源泉”。他甚至毫不掩饰地向斯巴克斯写信问道:“难道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穷人对富人心怀妒忌，而贫困阶层总是占据多数，因此，他们有时会迫害富裕阶层，在选举过程中将后者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斯巴克斯很客气地回信解释道:“在新英格兰……可以称得上富人阶层的人数量非常少。几乎每个居民都拥有足以养家糊口的农场。……富人也曾经是穷人，尽管财富使他们获得社会影响，但很少激起其他人的妒忌。而且，财富并不会带来政治特权，富人不会因此摆脱公民义务……”

    尽管在今天看来，斯巴克斯关于“贫富不分”的判断，恐怕是不对的:财富也与政治影响力紧密捆绑，党派的均衡也很难真正实现。然而，正是当时乡镇的内部平等与外部独立，奠定了五脏俱全、直接民主式的迷你共和国的基础，更为未来各州政治形态打上内部自治的烙印。而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人的暴政”，也并非杞人忧天。特别是那些在人数上未必总是占优、但控制有足够资源的“多数人”，比如所谓的“白人、男性、资本家、知识分子”群体，可能通过民主来实现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法律图景——从而激起真正占人口多数的群体的反抗。然而，退一步想，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对抗，早在乡民大会上经历过无数的演练，纳入民主的框架之内，才不至于出现真正的“暴民”与“乱政”。适度的对抗与动荡，或许可能修正决策框架的合法性与可操作性。在这一点上，年轻的托克维尔虽然质疑着美国的民主，却仍然将希望置于其上。当他即将结束在美国的旅行，返回欧洲大陆之时，他预言这种民主与权利的“细菌”，怕是将在世界传播，蚕食旧体制的同时，建立起更有弹性更年轻的政制。而这一切，偶然地来自于五月花号的盟誓，却必然般地演进在这几百年内的历史图谱之中。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