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开庭审理范围改革是对司法实践的回应

　　从长期的司法实践来看，上诉案件不开庭审理是普遍现象，除死刑二审案件外，其余上诉案件开庭比例都很低，基本上呈现以不开庭为原则、以开庭审理为例外的现象。如北京市第一、第二中级法院的二审开庭审理案件比例均在5%至10%之间。

　　反思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巨大鸿沟，司法实务部门认识到:一方面，许多上诉案件的不开庭审理是现实的需要，对上诉案件原则上采取全部开庭审理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因此，有必要限缩上诉案件的开庭审理范围。另一方面，有些上诉案件的不开庭审理又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导致了二审程序的虚置，违背了司法公正，侵害了当事人的权利。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很大程度上在于不开庭审理的案件标准过于笼统、主观色彩浓厚，不利于实践中把握，因此，修改后刑诉法对上诉案件的开庭审理标准明确加以规定，是非常合理的。

　　■二审开庭问题待进一步研究

　　不久前，“两高”先后公布了适用修改后刑诉法的司法解释。但关于二审开庭审理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一)上诉案件是否符合开庭审理条件的判断主体不够明确，容易产生权力越位和判断争议。从法律表述上看，是否符合开庭审理条件的判断权归属于“第二审人民法院”，但第二审法院是一种抽象的主体，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判断主体。同时，在被告人一方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时，一般都会进而认为“可能影响定罪量刑”，但是，从法律表述上看，“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判断权又最终归属于裁判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协调被告人一方与裁判者之间的认识分歧，也易产生争议。

　　(二)开庭审理条件的规定仍显主观，刚性不足，实践操作中裁判者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容易导致裁判权的滥用。特别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规定在判断上存在极大的模糊性，相应的裁判者就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就可能出现裁判者因为其他的理由、以不符合“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情形而剥夺当事人的开庭审判权利。

　　(三)开庭审理条件设置了实体性要求，有违先审后定的基本要求，易带来被告人不服判的负面法律后果。“可能影响定罪量刑”具有较强的实体性因素，需要法院对异议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后才能得出结论。判断是否需要开庭审理应当是审前程序，在审前程序即对实体问题进行审查判断并且得出结论，有违先审后定的基本精神。同时，该项规定也向当事人传达了一种信息，即凡是开庭审理的都是二审法院认为事实、证据有问题并且影响定罪量刑的，从而对二审判决改判抱以极高的期望值，而一旦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则被告人更加难以接受判决结果，导致对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公正性的质疑，从而产生不利法律效果的可能性增加。

　　■二审开庭相关问题的改革建议针对上述问题，有关部门需要在理论和实务上达成共识，进一步完善细化二审开庭程序。

　　首先，明确判断是否符合开庭审理条件的主体为二审合议庭。一方面，判断是否符合开庭审理的条件的主体为合议庭，不是承办法官个人，这样与审判主体同一，避免过于随意。同时由于毕竟是审前程序，是诉讼环节之一，判断主体也不必是院长或者审委会;另一方面，被告一方当事人有提出异议申请的权利，也应当允许检察机关有提出开庭审理建议的权利，但是否开庭审理的最终决定权属于合议庭。这样避免在是否符合开庭审理条件的问题上产生争执，影响审判的严肃性，削弱司法权威。

　　其次，明确二审法院判断和决定开庭审理的程序。是否可以考虑设置相对灵活、简易的二审审前程序，用以确定是否符合开庭审理条件，决定是否开庭审理，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此程序中，可以询问被告人一方当事人意见，是否提出异议和开庭审理申请;征求同级检察机关意见，是否建议开庭审理。

　　再次，细化判断标准和条件，弱化实体审查色彩，突出程序审查色彩，尽量避免产生争议。一方面，将当事人异议的情形尽量用列举方式加以明确。另一方面，将“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含义进行具体化，列举一些一旦存在即符合条件的客观情形(如原判认定事实有明显遗漏或者超出公诉范围的;原审未经庭审质证的材料被判决采纳;原审有相反证据未经庭审质证未被采纳的;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或者线索与原审采纳的证据相反的)。避免需要审查才能进行判断的情形，从而突出程序审查色彩，弱化实体审查色彩。

　　最后，增加检察机关的参与程序，为检察监督提供途径。对于当事人有异议但合议庭认为不符合开庭审理条件的案件，应当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对于检察机关建议开庭审理的案件，法院原则上应当开庭审理;对于是否开庭审理的决定，应当将书面决定告知同级检察机关。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